《厉害了我的国：不为人知的历史》 "闯关东"的“关东”到底是哪里，又是谁在“闯” 免费试读
谈到我国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，人们多会想起“湖广填四川”、“洪洞大槐树”、“下南洋”、“走西口”，但对“闯关东”似乎知之甚少。2008年一部《闯关东》横空出世，成为当年的爆款电视剧。剧情是否有夸大，这里不予讨论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部电视剧让很多人知道了历史上的一个充满血泪的移民行动：闯关东。
关东这个词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，只不过那时的关东与现在的关东却有很大的区别，在以前，函谷关以东为关东。
而到了1381年，中山王徐达奉命修永平、界岭等关，因为古渝关并非控扼之要，就在古渝关往东六十里建了山海关，它北倚燕山，南连渤海，这也是山海关这个名字的来历。
山海关与长城相连，成为中原与东北地区的一个咽喉之地。从此，山海关之内的中原地区被称为关内，而山海关之外就是关外，也被称为关东，即现在的东北三省。关东这个词用以特指东三省并广为流传是发生在清朝的事情，而闯关东一般指的是关内百姓大规模去关东谋生的历史，是一种人口的大迁移。
“闯关东”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背景。1644年清兵入关后，满族人口几乎全部从东北迁入关内，原来汉人相对集中的辽东也变得人口稀少。直到顺治十八年(1661年)，辽东一带还是“有土无人”，“自沈阳至卜奎(今齐齐哈尔)，中间数百里无居民”。为了限制蒙古人内迁和汉民外迁，划分游牧地和农业区，清朝于顺治年间沿明朝辽东边墙旧址筑了约900里长的“柳条边”，康熙年间又加筑了新边墙。边墙设20座边门，每门常驻数十名官兵，稽查出入，禁止边内居民越过篱笆打猎，采人参，放牧。“卖儿卖妇路仓皇，千里音书失故乡。”这句竹枝词反映了“闯关东”者的无奈和悲苦。
由于关东长白山地区盛产人参，从事采参与贩运获利丰厚，关内人出关买卖人参的人日渐增加。顺治十一年(1654年)规定，凡出入山海关者都须凭印票，禁止挟带人参入关。但对出关于“柳条边”之内垦殖依然允许。但至康熙七年(1668年)，关外之地都被列为封禁范围。康熙十六年(1677年)清政府派大臣探求鸭绿江源头，寻访长白山清朝发祥圣地。根据大臣的回报，康熙帝认为长白山与清朝的龙脉相连，因而将长白山周围地区都列为封禁范围。尽管有封禁的规定，但遇有灾害，关内百姓往往强闯或偷渡出关。一方面由于“柳条边”长逾千里，常驻官兵人数有限，难以阻拦。另一方面，为减少关内灾民的压力，不止一次变通规定，允许灾民出关，或者采取默许态度。但在多数情况下，出关是被禁止的、非法的，因此只能“闯”。
“闯关东”的另一层意思，是迁往关外前途未卜，风险很大。关东气候寒冷，人烟稀少，大多数地方还是无人区，能挖到人参，采到东珠，获得丰收固然能发财致富，也可能历尽千辛万苦却一无所获，甚至冻馁而死。加上没有设立行政机构，得不到保护和救援，盗匪横行，所以随时都有危险。闯出关的人可能得以维持温饱，就此安顿，再接来家属。也可能占上大片土地山林，或者带上白花花的银子衣锦荣归，来年带更多乡亲“闯关东”。但同样可能当了“胡子”，或者沦为奴仆，甚至客死异乡。但由于内地特别是山东，早已人满为患，农民无地可耕，加上天灾人祸频繁，官府地主压榨，穷人流民只能以“闯关东”为唯一出路。
“闯关东”是17至20世纪中国内地向东北移民运动约定俗成的一种略称。进入20世纪30年代，由于“九一八事变”后日军侵占东北地区，“闯关东”的移民浪潮才有所消歇。纵观“闯关东”的历史，其移民数量之众，规模之大，历时之长，均堪称中国移民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之一。
“闯关东”中的“关”，指山海关。近代历史上，鲁、豫、冀、晋、陕五省流民，大多经过山海关往东北走，去“闯关东”。“闯关东”的路线分为陆路和海路两条路。陆路是从山海关、喜峰口、古北口等长城各关口出关，进入辽沈地区。海路则由山东半岛或福建沿海乘船到达辽东半岛。前者为“闯关”，后者为“偷渡”。实际上，“闯关东”只是指清代以来向东北移民的一个阶段性的代名词，并不是东北移民史的全部。历史上，东北大地至少曾出现过五次较大的移民潮:清初移民、清末御俄、关内逃荒迁徙、日本侵略者殖民移民、新中国成立后支援东北建设。
顺治元年(1644年)八月二十日，清世祖爱新觉罗·福临从盛京(今辽宁沈阳)起驾，迁都北京。辽沈地区人口大多“从龙入关”，留住东北地区的人口约40万人。东北地区土地肥沃，地广人稀，如果移民开垦，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财源。就是在这种形势下，顺治八年(1651年)，清廷下令:“令民愿出关垦地者，山海道造册报部，分地居住。”(乾隆官修《八旗通志》卷八一《食货略》)一般认为，顺治八年是“闯关东”的起点，很多“闯关东”者的族谱把他们“闯关东”的年份定为这一年。
顺治十年(1653年)九月十七日，满汉九卿官员将他们议定招民开垦的方案上报:“今将辽东为省，先以辽阳城为府，设知府一员、知县二员，招募人民前去收养开垦。若招民一百名者，文授知县，武授守备。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，文授州同、州判，武授千总。五十名以下者，文授县丞、主簿，武授百总。”(金毓黻《静晤室日记》卷一五二)招募者将所招人数、籍贯、姓名，具册上报户部，户部核准之后，由招募者带领出山海关，赴辽东知府、知县处交接。
从遗存至今的文献资料来看，浙江义乌人陈达德是第一个招募百姓到辽东垦荒之人。顺治十一年，他招徕民户140家，被授予辽阳知县。顺治十一年(1654年)六月，清世祖爱新觉罗·福临又颁布了一道命令，允许个体百姓自行赴辽东垦荒。从顺治十一年六月起，有组织地移民与个体自行移民辽东，二者并行。
为了鼓励百姓开垦荒地，清政府规定新开垦的土地三年起科。康熙十一年(1672年)又改为十年起科。康熙十五年(1676年)恢复三年起科旧制。康熙十八年(1679年)又定为六年起科。辽东一带肥沃的土地，优厚的起科年限，吸引大批贫苦百姓移民辽东。大批百姓拥入，必然危及满族“龙兴之地”自然环境。为了保护满族的“龙兴之地”，从顺治十一年开始修建“柳条边”。“边外”划为禁区，不准移民越雷池一步。但是，这条边墙未能完全阻挡移民的步伐。
如嘉庆八年(1803年)十一月十一日山海关副都统来仪上奏:自十月初一至十一月初九在40天内，出关的山东人、直隶人、山西人多达8218人，平均每天205人。这些都是合法出关的，从海上偷渡者，则不知有几。从嘉庆年间(1796～1820年)起，陆续放垦“边外”土地，到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，最后一片“边外”土地放垦，二百多年的封禁至此结束。此后“闯关东”进入高峰期。
“闯关东”的人口在3000万左右，山东人占80%左右，是“闯关东”的主体。“闯关东”的多是流民，大多是来自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等省的受灾民人，也有福建、浙江一带的流民。
在“闯关东”的人群中，山东人最多，其次是河北人、山西人、河南人。一份统计资料显示，民国十八年(1929年)，关内各地“闯关东”人数列前三位的分别是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。一般认为，“闯关东”的人口在3000万左右。在“闯关东”的人群中，山东人占80%左右。
例如，《申报》光绪二年(1876年)八月二十四日报道:兹据牛庄来信云:山东避荒之人，至此地者纷至沓来，日难数计。前有一日，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三十七号之多，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，是一日之至牛庄者已有八千余名，其余之至他处码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。
牛庄，即今辽宁海城西20公里处的牛庄，当时为一河港。这则报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“闯关东”中山东人之多。据不完全统计，1949年以前，山东各地“闯关东”的比例一般占山东总人口的5%左右。自清迄民国，“闯关东”的山东人达2500万人。高峰时节，一年便有上百万人。“闯关东”的山东人是开垦东北的主力军，他们在白山黑水间“放山”、淘金、垦荒。挖人参，俗称“放山”，也叫“走山”。民间传说，“闯关东”中的第一个放山人是山东莱阳人孙良。他原是个穷苦的长工，听说长白山有种名叫“棒槌”的植物，比金子还贵重，便与同乡张禄跋山涉水到了长白山，翻山越岭去挖人参。俩人干了三年，挖了不少人参，商定再分头干三天，然后打点行装回山东老家去。谁知，张禄一去，再也未归。孙良急了，到处寻找，找了七天七夜也没找到。干粮早吃光了，他又累又饿，昏倒在蝲蛄河旁边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醒了过来，捧了几口河水喝了，看见水底有只蝲蛄，抓来活嚼生吞了。身上有了点力气，他抓起一块尖石，在一块大石头上刻画着:
家住莱阳本姓孙，漂洋过海来挖参。
路上丢了亲兄弟，沿着古河往上寻。
三天吃了个蜊喇蛄，不找到兄弟不甘心！写完，便昏死过去，再也没有醒来。在今吉林省通化市快大茂镇西，滔滔远去的蝲蛄河北岸，有一座坟，就是孙良的。后来的放山人尊奉他为“老把头”，即开山祖。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孙继高，金帮称之为“把头始祖”。不仅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，金帮亦多为山东人。在淘金的山东人中，最著名的是夹皮沟金矿的韩宪宗。
那为什么山东人会不避风寒，不畏艰险，不远千里去“闯关东”呢？历史上，山东曾是富庶之地。战国时的苏秦，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、主父偃皆曾赞叹齐地之富。不曾想，入东汉以后，每况愈下，山东逐渐衰落了。谚云:“***梁山下关东。”为何山东人只有这两种选择？一方面，这是由山东人“种地为上”思维定式所造成的。山东人曾经重农贱商，他们把淳朴的农家生活看作无与伦比的，把种地视为最高尚、最正经的谋生方法。山东民间有谚云:“千行百行，种地才是本行。”“三十六行，种地为上。”耕而食与贾而食，不是谋生方式的差异，而是道德上的善与恶、美与丑之分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，那些惯于土里刨食而又被抛出土地的破产农民举目四望，只有两条路可走:一条路是逼上梁山，扯旗造反。一条路是闯入关东，刨口饭吃。而扯旗造反，最终还是为了争得一块养家糊口的土地。
山东人“闯关东”除了经济原因外，与他们的传统性格也有密切的关系。诚实、尚义、节俭、好客、粗犷、豪放，就是山东人的鲜明特征。这是山东人“闯关东”的文化素质根源。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，粗犷、豪放的性格使得山东人敢于“闯关东”；勤劳、节俭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在东北获得生存的空间；诚实、尚义、好客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，赢得他人的尊敬与信任。
在由血缘、地缘、业缘编织成的移民网络中，东北地区的内在拉力和华北地区的驱动力被发挥到了极致，从而形成了极具特色的“闯关东”现象。
历史上的移民有“政治型”移民、“经济型”移民。“闯关东”属于“经济型”移民，而且这种移民多是“候鸟式”，即春去秋归；或在东北待上三两年，然后就回归故里。这种“候鸟式”的移民活动，在东北地名上也留下了印痕，如山海关外三里，有“凄惶岭”，又名“欢喜岭”，这里曾是“闯关东”人的暂居地。
与其他移民现象相比，“闯关东”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特色。一方面，历经数千年发展所形成的错综复杂之人地关系，自然灾害，兵燹战乱，繁重赋役，人口压力，在华北各省形成强大的驱动力，驱使大批移民外出；而另一方面，白山黑水，地广人稀，物产丰饶，东北各地相对优越的某些自然条件，又形成了巨大的拉力，吸引着毗邻省份的下层民众。一推一拉，循环往复，一旦有人在迁入地站稳脚跟，在由血缘、地缘、业缘编织而成的移民网络中，此种拉力和驱动力便被发挥到了极致，从而形成了极具特色的“闯关东”现象。“闯关东”的移民构成了东北人口增长的主体，极大地密切了东北与山东等华北各地的联系。
这些人在关东主要从事的活动有:一是垦殖。关内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耕作方法，他们从事垦殖，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。二是养蚕。许多汉民在辽东上山养蚕抽丝。“现在山东流寓民人，搭盖窝棚，俱以养蚕为业”。清廷大量招募“放蚕之人”，促进了柞蚕业的发展。三是开矿。据史料记载，仅在辽阳等处从事挖煤的就有1000余人。还有汉人流民从事开矿冶炼硫磺。四是煎盐。很多汉人流民在辽东从事煎盐行业，得到政府的准许。五是手工。清廷注意招徕身怀一技之长的技工来关东工作，这为推动手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六是经商。也有些汉人流民从事商贾活动，并得到清廷的政策支持。
“闯关东”对于华北和东北地区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在经济上，大批移民的纷至沓来，传播了华北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，开发了东北地区，极大地增加了可耕地面积，使得东北成为我国重要的产粮基地。与此同时，源源不断的移民潮，也为东北新兴的产业提供了充实的劳动力，繁荣了东北的商品经济。在民族关系上，大批移民促进了内地汉族与东北各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融合，汉语逐渐成为东北各民族普遍接受的通用语，中国的语言版图也因此得以重绘，这有利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。
自1860年清政府采纳移民实边的建议后，成千上万的移民从山东半岛渡海，或从山海关等地出关，由南而北，由西而东，很多将荒原开垦成农田，建起一个个居民点和城镇，修通了连接各处的道路，又伐木开矿，建起矿山、林场、工厂。随着东北地区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，新的县、厅、州、府不断设立，到光绪三十年(1904年)，东北的人口估计已有1700万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正式设置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。这标志着在短短的四十多年内，陆续迁入的上千万移民使东北达到了与内地各省大致相当的水平。
大批汉人流民的涌入，使得关东地区的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迅速发展。关东地区的经济发展，使得社会生活绚丽多姿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。此外，移民潮的涌入不仅带来了中原文化，而且创造了东北特有的“创业文化”，比如创造性、流动性、平等原则以及由此形成的秩序。
“闯关东”对于移民输出地华北地区而言，极大地缓解了华北各地(尤其是山东)的人口压力，减少了社会动荡，有利于社会的安定。华北移民在东北披荆斩棘，艰苦奋斗，他们将辛苦所得源源不断地输回桑梓故里，为华北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金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发展。
“闯关东”在华北地区积淀为一种社会习俗，成为当地发生天灾人祸时普通民众的自然反应。
